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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講十九大精神要接地氣！聽聽這位“網紅縣委書記”怎么說的？

點擊：作者：綜合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11-06 09:4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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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行甲，自2011年10月至2016年11月，任湖北省恩施州巴東縣委書記整整5年，曾獲“全國優秀縣委書記”、“全國優秀黨員”稱號。一年前辭職從事慈善事業，現為深圳恒暉兒童公益基金會創始人、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理事長。圖為陳行甲在巴東做縣委書記時，探訪艾滋病孤兒。

　　基層黨員干部在“加強黨與群眾血肉聯系”上該如何作為？

　　　——“網紅縣委書記”陳行甲在“三里河讀書會”給國家部委局處級干部談學習十九大報告的體會

　　感謝大家邀請我來做學習十九大報告的分享。不知道大家學習十九大報告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學習報告之后最欣喜的是十九大報告中總共出現了203次“人民”。我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明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充分強調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的全部活動之中。從總書記的報告中深切地感受到，黨的初心和情懷是人民，使命是人民，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黨一切事業的根基。

　　在大家面前，我算是人民群眾。我出生、成長在農村，工作多年在最基層，和大家比起來，我身處江湖之遠，離真實人民群眾的物理距離要近很多。我的理論知識肯定比大家弱，但是我與基層群眾打交道的具體感受會豐富一些。

　　深入學習十九大報告，我更加深切地體會到，讓黨的陽光沒有衰減地傳導到每一個人民群眾，是多么重要、多么神圣的事情。這是各級黨員干部的使命，基層黨員干部是特別重要的一環。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一個偏遠貧困山區縣工作五年多時間里，對這個根本問題的思考和探索。大家是國家部委的處級和司局級干部，你們很多有基層掛職的經歷，有的將來會到基層掛職，希望我的分享對大家有所裨益。不妥之處，也請大家批評指正。

　　一、我曾經面對的基層黨組織離人民群眾越來越遠的無奈現實

　　2011年10月，我從湖北省最富的縣級市宜都市長崗位調到幾乎全省最窮的巴東任縣委書記。在此之前，巴東剛剛連續三年發生鄧玉嬌殺官、水布埡翻船、冉建新暴死等轟動全國的惡性群體事件。到巴東的前三天，我密集地與25名縣四大家班子成員分別單獨談話，了解巴東的縣情。還記得當初大家普遍士氣低迷，對縣域經濟社會發展持悲觀態度。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有7名縣級班子成員跟我談到巴東的刁民多，讓我有思想準備。

　　很快，這種“刁”勁迅速從線上線下向我撲面而來。

　　來巴東之前一周，我不認識一個巴東人，了解巴東只有通過網絡。上網一搜著實把我嚇壞了，由于巴東那幾年接連出轟動全國的惡性案件，本地網絡論壇是封閉的，但是不讓人在本地網絡上說，大家就跑到天涯、凱迪、百度貼吧上去說，罵巴東政府和官員的帖子多到刪都刪不完，其難聽程度讓人不忍卒睹。到巴東的第七天，網上出來一篇叫科比的網友寫的《致巴東新任縣委書記的公開信》，洋洋五千言，字里行間那種悲憤、挖苦、暴戾力透紙背。但是，我還是從他的信中讀出了一點對家鄉的熱愛。于是深夜在網絡論壇上實名給他回復“你好，科比！我是巴東縣委書記陳行甲。我已看到你的帖子。我剛到任幾天，目前正在鄉鎮調研。感謝你的意見建議，我會結合調研來參考。巴東是我們共同的家鄉。你的言辭雖有過激之處，但是對家鄉的熱愛之情溢于言表。謝謝你。我的郵箱是XXX，這段時間工作很忙，我可能不會經常來看論壇，但是我會每天看郵件的。歡迎你給我郵件探討家鄉的發展。”從第二天開始，每天晚上打開郵箱，各種老百姓的郵件洶涌而來，平均每天超過50封。

　　網絡上有民意，思考再三，我決定專程到縣委宣傳部辦公，全面改版長江巴東網，做了很多聽取老百姓意見的嘗試，打開本地論壇歡迎大家進家門說話，好好商量著說話。為了加強與網友的溝通，專門出臺了《巴東縣網絡輿情及時回復管理辦法》。我精心準備了對全縣網友的致辭，歡迎大家提批評意見，希望大家多一些理性，多一些建設性。但是，在那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有不少網友出言必傷人，什么話都往極端里說，對縣委政府即使是再明顯不過的正面努力都含著一種深深的敵意。

　　網上不消停，線下就更忙乎了。我多年都有寫日記的習慣，前幾天回看了一遍我十九萬字的巴東日記，在剛到巴東前一年半的時間里，我接待過三十批群眾集體上訪，最多的時候近兩百人圍著我。不過有一點我極其自豪的是，巴東縣委政府大樓有后門，領導是可以從那里出去避開群眾的。但是，在我任縣委書記五年零兩個月的時間里，我沒有走過一次后門。

　　那個階段巴東的群眾不僅僅是好上訪，而且是好極端訪，諸多細節我就不跟大家描述了。最難受的是2012年5-6月，一個多月發生了四起群眾自殺事件，有長江大橋跳橋的，有法院門口割腕的，有村委會喝農藥的，有跳崖的，都和老百姓反映訴求得不到滿足有關，每一起都是鬧到我這里才最終收場。感覺到人民群眾面對黨委政府的心態是“我不得不找你，但是我不相信你”“不給我解決問題就在你面前耍橫，甚至橫到以命相拼”。當初面對的那個困境是我人生中面對的最大挑戰，我以前工作過的地方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惡劣的民風民情。這就是典型的“塔西佗陷阱”了：當執政者遭遇公信力危機時，無論發表什么言論，頒布什么樣的政策，社會都會給以其負面反饋。

　　但是，我細細調研、細細思考之后的結論是，不能怪老百姓！老百姓的這股怨氣戾氣是從哪里來的呢？我的結論是，是被我們一些黨員干部的惡劣作風給逼出來的，是被我們八百里巴東崎嶇難行的道路給簸出來的，是被發展滯后的千山萬壑給憋出來的。

　　最主要的還是黨員干部作風。我只說兩件事，大家可管中窺豹。鄧玉嬌事件當地官方的定性是一起偶發極端事件。我后來在完整復盤之后的結論是，這是一起必然要發生的事件。鎮政府兩名干部給企業辦了一點事，企業給了好處還不算，還得請吃飯；請吃飯不算，還必須得喝酒；喝完酒還不算，還得請洗腳；洗腳找小妹還不算，還動手動腳輕薄人家；人家姑娘憤而拒絕，他們惡語相向還不算，還把姑娘“推坐”，拿出一沓錢在姑娘頭上敲……我在全縣干部大會上說：這哪里是偶然事件啊！如果這姑娘是我妹妹，如果我在旁邊，根本輪不到她動手，我會動手拿刀子捅這兩王八蛋的！當初提醒我巴東刁民多的領導中就有原縣長，有時我和縣長下班后前后腳從大樓門口出來，老百姓一擁而上撲向我，而縣長大搖大擺走出去，老百姓根本不找他。這中間的緣由，大概現在他在牢里是想明白了。

　　我曾在大會上說過，不會無緣無故就發生極端惡性事件的。大風起于青萍之末，這個“末”，就是干部作風，就是基層的黨組織與人民群眾的距離越來越遠了。

　　二、我的思考和探索

　　對這個問題，我曾很深入地思考過。

　　《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一書中寫道，上世紀40年代初去延安采訪的美國記者，當時就預言了貌似弱小的共產黨必將戰勝強大的國民黨，因為他們在延安看到的共產黨正直廉潔、富于理想主義和犧牲精神，深得人民群眾擁護，讓人看到希望的光芒；而此時他們在南京看到的國民黨則在金碧輝煌中腐敗墮落，茍且偷安，離人民群眾越來越遠，空有一具強大的軀殼，暮氣沉沉。

　　美國記者曾對宋美齡盛贊共產黨的廉潔親民和理想主義，宋美齡一時難以置信。她在窗邊凝視江岸沉吟良久，說道：“如果你們告訴我的有關他們的事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說，也許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嘗到真正的權力的味道。”宋美齡的話有對國民黨當時積重難返的喟嘆，也有她對當權者容易驕妄從而脫離人民群眾的歷史魔咒的認識。現在，我們黨已執政68年，可以說深深地嘗到了“權力的味道”，但我們沒有重蹈當初國民黨的覆轍，是因為我們黨一直把民心作為立黨之本。但是，作為黨員干部，我們舉目四望，身邊確實有些人“走得太遠，以至于忘記了當初為什么而出發”，確實有些人高高在上，漠視群眾疾苦，利用手中職權謀取私利，貪污腐敗。雖然，這些人是少數，但是對我們黨的殺傷力卻是巨大的，因為他們使我們黨賴以生存立命的民心在流血。

　　所以，當初我面對那種困境時就這樣想，群眾還在找我們，指望我們，說明群眾還需要我們，我們對群眾還有用，要珍惜。我們手頭的權力不是我們的私產，如果手握權柄睥睨下層群眾，長此以往，群眾就會對我們絕望，從而唾棄我們，那我們將什么都不是。所以，善待人民群眾，是為我們自已鞏固基本盤，是我們的命根所在。

　　帶著這個基本的認識，巴東五年，我在拉近基層黨組織和人民群眾距離上做了這樣一些探索。

　　1.順應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反腐正風的疾風厲勢，順應人民群眾的迫切愿望，不遺余力地反腐，打掉了一批非法工程老板，一大批貪贓枉法的干部落馬。這方面的例子過去媒體報道很多，我就不講了。

　　2.徹底走群眾路線，回到人民群眾中去。巴東有491個村，按照總書記“省領導要走遍每個縣、市領導要走遍每個鄉鎮、縣領導要走遍每個村”的要求，我都走遍了。到任不久我就籌劃了一次“縣委書記邊界行”，拿著地圖，先沿著最邊遠的村子開始走起。到每個村，我有兩個必看，一是這個村最窮的幾戶我必須上門看，二是如果這個村有學校我必須上門看。巴東有3354平方公里，50萬人口，當時在貧困線以下的還有16.7萬人。走到那些偏遠貧困的村莊，一些殘敗凋敝的景象是很讓人難受心痛的。在徹底摸清縣情之后，我做了這樣幾件事：

　　一是號召全縣干部結窮親。要求全縣副科級以上干部每人結一戶窮親，窮親對象必須是最窮的，由各村申報到鄉鎮公示之后確認。在縣委組織部設立“結親辦”，督辦這件事落到實處。我帶頭結對一名艾滋病孤兒小航，也是艾滋病患者，我幫助他治病和上學。我在大會上表態“只要我還在，只要他還在，這門親結到底”，我離開巴東之后，這個孩子仍是我的孩子，去年春節我們就還在一起。我自己身體力行，到有35名艾滋病患者的村子和所有艾滋病人同桌吃飯，互相夾菜，一起喝酒；遇到天生沒有雙臂用腳生活自理的殘疾村民，用手握著他的腳，擁抱他，鼓勵他自強發展，這些示范也起到了帶頭作用，全縣干部結窮親活動一直得以持續。

　　二是完全站在人民群眾立場上想問題，設立行政時鐘，限時辦結，超時默認。老百姓辦事難、辦事遠、辦事貴是長期困擾農村發展的現象，成為影響黨群干群關系的痼疾。巴東對已經納入縣、鄉、村三級政務服務機構且審批權限在縣級及以下層面的行政審批服務事項，按照循序漸進原則，逐步實行“限時辦結、超時默認”制度。第一批將林木采伐許可證、村民宅基地審批及初始登記、食品藥品流通許可證等人民群眾很關注、很惱火的事項納入“限時辦結、超時默認”事項進行試點。凡是無正當理由超過承諾時限不能辦結的，縣政務服務中心予以確認為“超時默認”，并自然賦予申請人相應的許可權利，同時按情節對經辦人、分管領導、主要領導追責。

　　三是保障社會治理中群眾的參與權、知情權，讓百姓真正“當家作主”。在精準扶貧中，精準識別是第一關。如何精準識別“誰窮、誰不窮、誰真窮、誰最窮”，群眾心中有桿秤，朝夕相處的鄉里鄉親最有發言權。巴東縣探索了“屋場院子會”，我親自設計了屋場院子會“八步走”的開法。貧困戶的精準識別與評定，從由政府部門認定改為群眾集體討論確定。所有流程公開，在全體群眾“眼皮子底下算賬”，精準程度大幅提高。全縣共召開屋場院子會5000余場次，收集村民意見建議近6萬條，核查調出建檔立卡貧困戶5780戶14000余人，重新調入建檔立卡貧困戶5810戶14752人。

　　四是信任人民群眾，讓群眾公評干部。干部的表現好不好，民心是桿秤。一個干部只有群眾說好才是組織信任的理由。有些干部只看領導臉色、不看群眾需求，只聯系上級、不聯系群眾，對其工作評價也是年終由領導說了算，形成領導認為好、群眾感覺差的狀況。巴東的探索是委托第三方獨立開展民意調查，全縣有12萬名群眾的電話被采集進了數據庫。第一批評價鄉鎮書記鎮長的電話訪問打出去48000個，有效接通了28000個。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基數夠大，結果就一定是公正的。巴東把民意調查滿意度作為組織評價考核干部表現的一個重要指標。出臺制度規定，在可比較范圍內，對群眾滿意率排名后10%的單位不得評先表模、領導干部不得提拔重用。對民意調查滿意率達不到60%，群眾意見較大的領導干部必須作調整。這是一個倒逼干部眼睛朝下的探索，效果是積極的。曾有一次我中午從一個鄉鎮路過，打鎮黨委書記電話跟他約一起吃午飯，竟然被他拒絕了，原因是他約好了下午兩點去村里開群眾會，不好跟群眾爽約。我后來在大會上表揚他，他在接電話的瞬時反應是選擇去赴人民群眾之約，而不是留下來陪我這個可以決定他升遷命運的縣委書記。這就對了！我們是人民公仆，既然是仆人，就該看主人的臉色。

　　五是走網上群眾路線。十五年前，在清華的課堂上，胡鞍鋼老師曾預言，下一步拉開貧富差距的元兇將是數字鴻溝，也就是老百姓跟信息社會的接駁度。回到基層，我感受到老師的預言確實變成了現實。偏遠貧困山區對信息社會的無知、無視，不斷在拉大山里山外的距離。認識到這個問題后，我們謀定而后動，在清華大學和中國社會扶貧創新協作辦公室的幫助下，通過信息化實現了“農民辦事不出村”。巴東山高路遠、地廣人稀，最遠的村離縣城250多公里，一個來回需要花2天時間，群眾進城辦事難的問題曾長期被百姓詬病。從2013年4月開始，巴東縣選擇將推進“農民辦事不出村”信息化項目作為突破口，重點在讓農民足不出村，即可辦理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政務類、資訊類、商務類服務事項。2014年起，在這個信息化平臺基礎上，運用“農民辦事不出村＋”理念，增加了金融、電商等多項服務功能。2015年7月7號開始，巴東每月選擇一個偏遠村莊舉辦“農村信息趕集”活動，編發農村“掃網盲”讀本，并將“農民辦事不出村”服務平臺和一家電子商務平臺的資源進行整合，打造成集實體網店、信息發布中心、特色農產品反向銷售于一體的新型信息服務中心。我走之前，巴東已在260個村（居）建成農民辦事不出村信息化項目，26個部門100個審批服務事項授權村級受理，累計辦結行政審批事項3.67萬件，承辦商務服務近7萬件，使42萬農村群眾從中受益。

　　3.不惜羽毛，帶頭做人民群眾喜歡的“網紅”。巴東地處偏遠，群山縱橫，地無三尺平，發展工業空間有限，農業也只能靠特色農業，但是巴東地處長江三峽的巫峽口，大山大水，孕育著大美，這里千年文脈不斷，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地，民族風情濃郁，發展生態文化旅游是一張絕對的好牌。旅游是注意力經濟，必須向外界宣傳推廣，否則無論你多美，孤獨地美著也是不行的。為了節約宣傳成本，同時考慮到宣傳效果，我親自出鏡錄MV演唱用于巴東旅游推廣的縣歌《巴東之戀》，和清華校友策劃翼裝飛行世界杯巴東分站賽，自己上陣持“秘境巴東”的旗子直播從3000米高空跳傘，宣傳巴東的奇山異水。這些舉動給我個人帶來一些爭議，被大家稱為“網紅官員”。相比較實實在在的宣傳效果，我個人的那點毀譽簡直可以忽略不計，人民群眾是喜歡的。后來每逢假期，神農溪、巴人河等各主要景區爆滿，所有停車場完全塞滿之后，公路上還停了幾里路。很多干部加班加點搞服務，大家樂此不疲。去年五月茶店子村有個農民新開的農家樂，曾一天接待了300多名游客，收到現金12500，他們家除了鹽和味精之外，全是自家產的，純收入應該在60%以上，他們一家忙到很晚收工的時候，這個農民數著數著錢就哭了，幸福地哭了，因為他活了大半輩子都沒想到會有今天。

　　我在巴東的這些探索和實踐，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在巴東執政的后期，全縣的民風相比較最初出現了幾乎180度的逆轉。“干凈、自強”的巴東精神深入人心，信訪量斷崖式下降。我走之前，巴東共舉行了17次不同偏遠鄉村的信息趕集，每次我都必須到現場，每次都有上千村民參加，最多的一次現場多達五千人，現場極偶爾也有老百姓向我反映情況的，但更多的是老百姓爭著和我握手，圍著我照相，無論老少，大家都叫我“甲哥”。幾乎每一次都會有N多老百姓把他們的孩子塞到我懷中，讓我抱著他們的孩子照一張相，說是好鼓勵孩子將來好好念書。有意思的是，民風變了以后，當年在某些干部眼里的刁民好像一夜之間都變成了我們的朋友。有一件典型的事最能說明這一轉變：2015年12月11日，巴東發生一起協警持槍意外傷人致死案件。經微博爆料，當天各大媒體云集巴東，一些媒體直播翻炒，給事態帶來輿情發酵的險惡態勢。這次事件被很多人認為比鄧玉嬌事件更敏感、更有炒點，可能很難收拾。可是，我們只用了兩天時間，就完完全全地妥處。在省有關部門的事后總結報告里，有這么一句話“所幸巴東縣委書記陳行甲同志政治形象清廉，在巴東民間和輿論場凝聚了廣泛的正能量。‘相信陳行甲、相信巴東政治生態’成為本次事件的‘壓艙石’，幫助公眾回歸理性，而不是瞬間否定，為事件平穩處理贏得了寶貴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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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3日，水布埡鎮楊柳池村“農村信息趕集”現場，村民把孩子塞到陳行甲手中照相

　　我離開巴東快一年了，至今仍有好多老百姓通過微信和短信問候我。前不久收到一個不認識的老百姓的短信，第一句話就是“甲哥，再有54天，就是你離開巴東一周年了……”，我一下子熱淚盈眶。像這樣來自并不認識的老百姓的暖心的話太多太多了，每每讀到都有深深的幸福感。

　　4.轉場公益，探索服務弱勢群眾的新路子。我于去年12月任期屆滿時辭職，人生下半場專職從事公益。我做這個選擇是深思熟慮之后的結果。一是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我在農村出生長大，成長的經歷讓我對服務于草根的公益有一種渴望感，覺得這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想做的事；二是我感受到時代的脈搏。隨著《慈善法》的出臺，公益事業發展的春天已經到來；三是我看到做事的空間，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急需黨和政府的引導和管理，也需要有一批能夠代表主旋律的個人和機構去參與。我多年在基層工作，深知底層疾苦。作為一個黨培養多年的干部，看到了這個時代的呼喚。所以，我來了。

　　我現在和公益伙伴劉正琛共同發起的聯愛工程，愿景是“聯合愛，讓因病致貧從現代中國消失”。具體要做的事是“兒童癌癥綜合控制”（Childhood Cancer Comprehensive Control）。行動方案是在試點地區廣東河源建立三個中心：腫瘤社工中心（服務于患者）、優醫中心（服務于醫生，提高貧困地區醫療水平）、醫療技術評估中心（HTA，探索將新藥納入醫保目錄的方法和路徑）。希望通過試點，探索因病致貧這個社會難題的規律性解決辦法。說實話，由于這件事以前沒人做過，我心里一點底都沒有，但是這種苦活、累活總要有人做。我是帶著這種想法上路的。

　　現在可以簡單地給大家報告一下我的工作進展了。如果說我剛開始的心態幾乎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現在的心態已經是“知其可為而為之”。我得到了很多超乎預期的支持，有來自政府機關的，有來自企業的，當然還有大量來自普通老百姓的。比如中興通訊的工作人員主動上門找到我，深圳的城市傳奇英雄、中興通訊創始人侯為貴老前輩親自接見了我三次，前不久侯老還專門給我開了辦公會，對我的公益社會實驗給錢給人，表示“哪怕你的公益實驗失敗的可能性大，中興通訊也會支持”。我對未來有信心。

　　三、作為基層干部對國家部委局處級干部的建議

　　我在基層工作多年，我們讀到的好多文件政策，其實都是出自于大家這些部委機關的局處級干部之手。今天難得有機會被大家請到這里，我斗膽代表基層干部向大家表達一下心聲，順便吐吐槽，如果說得不對，希望大家海涵別介意，我們可以討論。

　　國家層面關于基層的政策，絕大部分是符合基層實際的，但是也有極少數在我這個曾經的基層官員看來有點不接地氣。比如關于貧困村與非貧困村的政策處理上，貧困村和有些非貧困村在精準扶貧之前差距并不大，通過對貧困村的眾多幫扶措施，現在是非貧困村反而相對貧困，基礎設施欠賬更多，群眾意見大。在深度貧困地區，區分為重點貧困村和非重點貧困村，但非重點貧困村在實際工作中被理解為非貧困村，國家沒有任何項目支持。像這種政策就是對最基層的實際情況掌握不準的體現。

　　如何更接地氣，我有三個建議給大家。

　　一是看待基層的視角很重要。最好不要以俯視的角度來看待基層。基層干部的理論水平和宏觀視野與大家肯定不在一個量級，但是他們和具體實踐是零距離的，春江水暖鴨先知，他們就是腳在水里的鴨子。大家要注意避免看待基層干部戴有色眼鏡，要么覺得他們水平太低看不上，要么覺得“中央政策是好的，都是基層這些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設身處地理解基層的難處，更有助于看清基層的問題。

　　二是要腿腳勤，絕知此事要躬行。寫文件之前最好是多下到基層去，把相關調研做深做細。最好是越過調研樣本地的當地官員，到最基層走走看看，多和最基層的百姓交流。我當縣委書記最初兩三個月時，面對縣城“兩違”建筑瘋長的現實，就曾經不帶人，自己坐盒盒車，到街頭巷尾和老百姓交流，得出的結論就和辦公室報給我的有不少差異，最終促使我采取了更及時有效的措施制止了亂象。我一個基層的縣委書記，不下最基層就容易被下面報上來的情況所蒙，大家在這么高的高層，被蒙的概率至少比我還大吧。

　　三是要珍惜到基層掛職的機會。部委的干部下掛到基層，國家這個制度設計對大家、對基層都是很好的鏈接劑。我在巴東期間也有幾個掛職干部和我共過事，這其中有來走走過場的，也有非常出色給力如及時雨的。我的體會是，基層極其缺乏理論知識的指導，而國家部委干部又缺少和基層人民群眾直接接觸的機會，對大家來說是難得的接地氣的機會。

　　大家位高權重，基層一般都會像撿著寶一樣，像供菩薩一樣把大家供著、哄著。如果大家以旁觀者的角度，鍍金的心態，覺得幫基層跑點項目和資金就齊活了。這日子其實很好過。但是只有敢于直面基層的矛盾，能解決問題的下派干部，才是基層最歡迎的下派干部。我要特別跟大家分享的是，千萬別怕說話不好聽的群眾，真正的刁民有，但是極少極少。其實群眾很好打交道，哪怕他一開始態度很不好。我遇到的找我扯皮的老百姓，99%都是有道理的。同時，大家下去，基層肯定都會抓住機會找你們要錢要項目，你們幫忙也應該。但是一定要關注其針對性，要確保落到實處，防止中間有人分流。這種教訓，我就遇到過。

　　前不久曾經有個國家部委的朋友跟我說，前幾年他們部里有個干部掛職兩年回來說，感覺價值觀快要坍塌了。我估計他是在基層看到了一些不堪的現象，但是又感覺無力改變，所以才會有此感嘆。這種情況肯定是少數，但是他的感受也多少說明一些問題。對于大家這些高知干部來說，從國家部委到基層，這個距離是不是多少有點像理想與現實的距離呢？費孝通先生做鄉土調查時期的中國，很多人看到那個時代如醬缸，毫無希望，但是費孝通看到的卻是深層的《鄉土中國》，他對中國基層社會結構和文化分層如縷的分析，至今看來仍然動人。

　　我轉場公益之后曾發表過一個宣言：社會并不完美，看清仍然熱愛，知難仍然行動，是我們公益人的使命。這句話也分享給大家。

　　習總書記講“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大就要有大的樣子。實踐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能夠帶領人民進行偉大的社會革命，也能夠進行偉大的自我革命。我們要永葆蓬勃朝氣，永遠做人民公仆、時代先鋒、民族脊梁。”作為一名基層黨員干部，欣喜地看到黨不忘初心，正在不斷加強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這是黨之幸，國之幸，時代之幸。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里，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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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巴東前，陳行甲去艾滋病患兒小航家看望他，小航是陳行甲的干兒子，陳行甲告訴他，“我要走了，以后你還是我的兒子，永遠都是。”現在，小航在云南國際慈善機構里讀書和治療，身體學習都很好。

　　【附文】

　　“網紅縣委書記”陳行甲棄官從善：做一個公益領域的探索者比當官發揮的作用更大

　　陳行甲身上從來不缺話題。

　　“全國優秀縣委書記”的身份褪去已近一年，他為宣傳巴東旅游從3000米高空跳傘、獻嗓錄唱MV的事跡依然被奉為“官員如何正確為地方代言”范例;他在巴東縣政府工作會議上的發言，被熱門反腐大劇引作劇中清廉基層官員的臺詞，原話連數字都沒變。

　　但對他的認識已不能停留在“網紅縣委書記”的標簽上。2017年5月，陳行甲用一篇《你好，我的下半場》宣告開啟公益之路，注冊成立深圳恒暉兒童公益基金會;之后，他又以一個公益新兵的身份被入行15年的劉正琛請去當了“老板”——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理事長，兩人合伙“包下”廣東省河源市，做起大病救助的社會實驗。

　　不可否認，曾經的名聲為陳行甲帶來不少轉場流量，初入公益領域，他說自己收獲的幫助和感動遠遠超出預想，他因此把這半年形容為“一段與公益的蜜月期”。

　　“人生沒有長久的蜜月，但是只要找到了心靈安放的地方，愛是可以一直持續的。”陳行甲說，他與公益就是這樣，蜜月結束了，熱戀還會繼續。

　　一場社會實驗

　　受邀到騰訊99公益日做TED演講，陳行甲意外又激動，“這樣的大機構，這樣大的全國公益平臺。”

　　但最大的收獲，是他在準備演講的過程中，進一步明晰了自己的項目該如何簡練準確地描述，“就是4C，Child Cancer Comprehensive Control，兒童癌癥綜合控制，以兒童癌癥綜合控制為內容做一場社會實驗，探索解決因病制貧的規律性辦法。”

　　他很滿意，以前“聯愛工程——聯合愛，讓因病致貧從現代中國消失”的說法太宏大，“4C”讓人一眼便清楚他在干什么。

　　根據國家衛計委2016年6月發布的一組數字，全國有將近7000萬貧困人口，因病致貧達42%，占比最大。2016年底“羅爾事件”的發生，則折射出另一個不易忽略的現實：面對疾病，中產家庭同樣恐慌，危機四伏。

　　“白血病是兒童癌癥的第一大殺手，第二是腦瘤，第三是淋巴瘤，第四是淋巴母細胞瘤，這四類基本覆蓋了80%的兒童癌癥，白血病占了近30%。”看到這一社會“大毒瘤”，陳行甲要用“聯愛工程”做一場社會實驗。

　　“我們不是簡單地找富人籌錢給窮人孩子付醫藥費，我們是要建立數據庫、摸索規律、形成指南，做成可復制的模式，推進醫保制度的不斷完善，從根子上解決因病致貧這個社會難題。”陳行甲說。

　　他選擇廣東河源作為試點，在這個擁有360萬人口、相當于歐洲小國全國人口的城市，以兒童白血病為試點病種，聯合政府、醫療機構、保險公司，探索解決因病致貧的規律性辦法。

　　劉正琛原來是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理事長、秘書長，從事公益事業15年，專注白血病等血液腫瘤救助。他欣賞陳行甲的魄力，聘請他為新陽光慈善基金會理事長，二人聯手進行這項社會實驗。

　　今年3月，陳行甲和劉正琛到河源市實地調查得到數據，河源現有兒童白血病患者97人，以平均花費25萬元計算，實現兜底治療需要2425萬元。盡管現行醫保的報銷率較理想，但醫保藥物目錄更新較慢，許多新藥未納入報銷范圍，“初步預計，白血病的綜合報銷率為50%，缺口是1212萬元。”陳行甲說，1212萬元的報銷缺口將由地方民政與恒暉兒童公益基金會共同兜底。

　　多年體制內工作經驗鍛煉了陳行甲思考問題的能力和整合資源的能力，他很快為“聯愛工程”建起項目模型。

　　聯愛工程下設三個中心：聯愛腫瘤社工中心、聯愛優醫中心、聯愛醫療技術評估中心，分別針對患者、醫生和藥物。腫瘤社工中心為患者提供政策咨詢、評估需求、建議醫療，讓患者在現有醫療體制內少跑路、少花冤枉錢;優醫中心支持醫生提升能力、建設醫學文化，提升河源治療白血病的能力;醫療技術評估中心通過評估藥物相對療效、成本效益、預算沖擊，促進醫保藥物目錄更新。

　　陳行甲說，三個中心能夠實現區域內所有兒童白血病患者的整體兜底醫療，“期待將來能夠形成一些規律性的建議，推動國家醫保制度不斷完善，最終解決中國的因病致貧問題。”

　　前不久，老天帶給陳行甲另一個機會。北京天壇醫院在云南掛職的一名博士，聯合國家發改委的一位干部在云南發起一個兒童腦瘤防治研究的公益項目，他們已經籌好了款，找到陳行甲希望一起合作。

　　“天助我也。”陳行甲說，除了白血病以外，兒童癌癥的第二大殺手腦瘤，他也要開始嘗試去解決了。

　　我不做誰做?

　　陳行甲考慮過，也許自己可以探索出第三條公益道路，既不在體制內，也不完全在體制外，二者結合，發揮最大效力。

　　“我在農村出生長大，又曾經在國家級貧困縣工作，我知道下面(貧困人群)的苦;我有體制內工作經驗，熟悉體制內的話語體系，知道如何跟政府部門打交道，如何撬動政府資源;再加上劉正琛做了15年這么專業的人和專業的團隊，他和我做這樣的深度合作。”

　　他沒有非成功不可的包袱，他覺得這不是做公益的邏輯。他說，哪怕形不成經驗，留下些教訓也是好的，起碼能讓后人踩在自己肩膀上繼續把這個事做成。這便是“實驗”的真義。

　　“我這樣的人是可以做實驗的，因為我的人生已經很成功了。當官得到人民群眾一邊倒的稱贊，在這個仇官仇富的社會里，像我這樣在互聯網上老百姓一邊倒叫好，是很多人花錢雇水軍都買不到的。而且我受到黨中央表彰，“全國優秀縣委書記”稱號、“全國優秀黨員”稱號，最高領導人接見，我還想怎么樣呢?”

　　陳行甲說，他有資本來做這樣的實驗，因為失敗得起。他甚至有一種感覺，“如果我不做，那么誰去做?如果現在不做，那么什么時候去做?”

　　這也是他選擇辭去公職的重要原因。看到民間疾苦，明白身在體制內的局限，讓他有一種使命，去更廣闊的地方放手做點事情。

　　他本來可以有很好的政治前途。清華大學全日制碩士、美國芝加哥大學公派留學生，在巴東縣當政的前四年，各級都沒有收到過一封關于他的群眾舉報信，堪稱官場奇跡。2016年9月，時任湖北省恩施州巴東縣縣委書記的陳行甲，入選州級領導干部人選，在一串候選人名單里，他年紀最輕，45歲。

　　當所有人都看好陳行甲的政治前途，他卻毅然決然辭職了。

　　陳行甲后來透露，辭職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得罪了個別關鍵人物，繼續干下去反而不利于巴東的發展，但最主要還是考慮到“做一個公益領域的探索者比當官發揮的作用更大”。

　　“官員棄官從商的大把，但是棄官從善，陳行甲是第一個。”深圳市的一位局級領導說。

　　人生的下半場從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開啟，陳行甲回到歸零的狀態，白天背著雙肩包擠地鐵去學校聽課、參加各種公益論壇，晚上熬夜看資料、碼項目書。大半年來，他從公益新兵變身公益學院導師、公益演講嘉賓、公益比賽評委。

　　基金會的團隊也在壯大，聚集了一批國家級的醫保、醫療專家，鄭功成、方建培、陳英耀、梁洋、孫強、吳敏媛……還有澳大利亞南威爾士大學醫學博士、清華八年制醫學博士也紛紛加入新陽光和恒暉的隊伍。

　　“你讓我想象兩年后能走到今天這個樣子，我就非常非常高興了，但沒想到我只用半年多時間就走到這樣。”陳行甲說。

　　他不怕路途遙遠，他早已決定投入半生時間，“如果能夠活到80歲，我還有很多年做這個事情。”

　　看透依然熱愛

　　也有無力的時候。

　　今年6月，深圳一個名企的負責人找到陳行甲，想了解他的公益項目。

　　陳行甲異常興奮，他知道那意味著什么。他仔細整理思路和材料，激情滿懷向對方介紹，從背景到意義，從實施設想到難點分析，從落地細節到長遠前景……兩個小時過去，當他起身告別時，對方認真表達了對他理想的尊敬，但對于項目并沒有進一步了解的意思。

　　回程地鐵趕上下班高峰，陳行甲背著重重的裝有電腦和資料的包，終于找到座位坐下那一刻，他感覺自己快要癱了，“腦中閃現出以前當縣委書記時前呼后擁的情景，閃現出當市長時隨手幾百上千萬簽字撥款的情景，那一瞬間有些恍惚：我這是在哪兒?我這是在干什么?”

　　他時不時還會上網去看巴東人民給他的留言，那是他的力量源泉。他手機里至今存著一些素未謀面的網友寫給他的送別信。信中說，“你是一位勇者，一位廉者，一位手握正氣之劍的守護神。是你擲地有聲的膽魄和氣度借給了巴東底層百姓的虎膽，是你猛藥袪疴的堅持與擔當借給了巴東濃云滿天里的光亮，是你借給了我們勇氣、信心與希望。”

　　每每讀這些信，陳行甲都會流下眼淚。

　　他想起離職時同事眼淚汪汪送別的話，“無論你去哪里，無論你想干什么，你一定要好好的，你只有過得好，才會讓我們這么多仰慕你、追隨你的人，看到這個社會還有光明和希望。”

　　他重新拾回力量，反思自己在這次匯報中哪些地方說得不好，重新梳理材料。不久，他站在中興通訊創始人侯為貴面前匯報項目，侯為貴明確表示，中興通訊將為他的公益社會實驗加持。

　　陳行甲生于70年代，長于理想主義的80年代，熱愛詩歌和文學，大學時把海子、顧城、北島的詩讀了個遍，自己也沒少寫。如今他依然保持著閱讀和寫作的習慣。

　　“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對弱勢者的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心，這三種簡單但無比強烈的激情支配著我的一生。”這是羅素寫在《我為什么而活著》中的文字，大學時期，陳行甲把這段話熟記于心，如今他依然能脫口而出。

　　“我特別喜歡這樣的人生，因為它與我青春時的理想呼應。這很純粹，沒有掣肘和牽絆，只對自己的內心負責。”陳行甲說。

　　“只要認準了方向，就算是天邊的星星，光亮再微弱，只要我確認它的光亮是真實的，不管多么暗淡我都敢往那走，我覺得我還是有這個信念。”

　　陳行甲說，看清依然熱愛，知難仍然行動，是每一個公益人的使命。

　　（來源：昆侖策網【綜合】，據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中國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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